要从制度建设上入手，完善捐献流程，对捐献者及其亲属进行补偿。还要注意到，中国文化在某些时候构成隐性障碍。
东莞一22岁男子——唐铁遭遇车祸，造成脑死亡，其家属决定捐献器官，让儿子的生命以另一种形式得以延续。无疑，唐铁及其家人是不幸的，但死者长已矣，只有生命最后的余光余热传递到需要的人身上去，才是对逝者最好的纪念。接受其捐赠的人是幸运的，这似乎在证明人间痛苦与欢乐在某种程度上又达到了平衡。
但是，这种平衡就目前来说是短暂的，也是局部的。卫生部统计数字表明，我国每年有约150万名患者需要器官移植，但是，每年能获得器官移植的仅1万例左右，显然存在着巨大的失衡。
以前，我国寄望于靠死囚捐献，截至2009年底，卫生部统计数据显示，有超过65%的移植器官来源于死囚。后来，由于存在普遍的顾虑及国际社会的非议，认为囚犯有可能出于非自愿的捐献，所以废除了这一路径，而转由红十字会试点器官捐献系统。然而，在今年3月22日召开的全国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总结会上，中国红十字会称启动试点以来，全国完成器官捐献207例，共捐献大器官546个，挽救540余名垂危的生命。如此试点成绩，足见推广之难。
对此，有论者提出，要从制度建设上入手，完善捐献流程，对捐献者及其亲属进行补偿。诚然，这是解决问题的务实态度，但也只属于细节的完善，并不意味着有了制度就一定有人捐献。要加以注意的是，中国文化在某些时候构成隐性障碍。众所周知，中国政府这些年在推行火葬上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在广大农村依然是行进艰难。
要解决这个障碍，自然得着力宣传，强化公众对生命延续形式的认知。不过，此亦非朝夕之功。中国每年车祸逝世者众，据新华社及中新网数据，每年全国交通事故造成死亡人数众多，2001年，10.6万；2002年，10.9万；2003年，104372人……这些冰冷的数据当中，自然潜藏着可以恢复他人健康与拯救他人生命的宝贵资源。遗憾的是，极少人会捐，而有时有人愿意捐却无捐献的途径，医院怕发生医疗纠纷对此也不积极。宣传不力，生命教育失位由此可知。
除了借助教育攻克文化与心理障碍外，不妨借鉴美国的一些做法。美国人多数拥有驾照，其驾照背面即是器官捐赠协议。据2009年数据，中国拥有驾照者1.8亿人，但是从驾照考试申领到平常的宣传，没有机构对这些人进行生命教育与器官捐献动员。
没有人是孤岛，每个人都是大陆上的一粒沙土，只有沙土与沙土拥抱，生命与生命呼吸相共，才有可能使生命之花延续，而这不仅需要有关单位有为善为；还需要公民从传统重担中脱身，重新认识生命的真谛。愿唐铁安息！
